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特别强调“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双一流’建设,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这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动员令,是高等教育最紧迫的战略任务。
围绕十九大报告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
完善“双一流”评价“中国标准”,构建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长效机制
记者:去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全面启动“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随后公布。“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有哪些关键环节?
杜玉波:“双一流”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加快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和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都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对“双一流”的认定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建设。
“双一流”建设从方案设计之初就强调不是终身制,不是固化的,要根据建设情况进行绩效评估。这种管理和支持机制的目的就是推动建设高校拿出成果、有所作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因此,必须构建支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长效机制,引导高水平大学持续健康发展,其中科学评价是核心问题。
记者:科学评价问题应从哪些方面着眼解决?
杜玉波:建立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是国内外高等教育的一个共同难题。中国特色的“双一流”评价体系,首先要扎根中国大地,在适当借鉴国际经验和指标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建立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的“双一流”评价体系,引导高校把中国特色跟世界一流目标融合在一起,着力解决好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其次要突出服务国家需求、强化实践标准、淡化数字化指标导向,突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评价。还要聚焦人才培养质量,坚持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评价导向,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根本使命。
坚持服务导向,大力提升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记者: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同向同行是高等教育的使命。近5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成效如何?
杜玉波: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高校共培养了3400万名毕业生,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项目接近全国总数的五分之四,发明专利年授权量超过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多个领域产出了一大批服务国家急需、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但也应当看到,面对中国制造2025、健康中国2030、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产业发展战略需要,面对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建设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需要,高校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加主动地支撑产业布局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抢抓机遇、超前布局,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高对区域发展的支撑和服务能力。
记者: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杜玉波:我建议,一是建立完善高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学科专业机制,进一步推动高校形成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机制,科学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增强学科专业与市场结合的紧密度。二是大力健全协同育人、科研育人机制,推动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广泛实施产学合作育人,汇聚社会资源支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三是大力增强高校创新服务能力,探索实施高校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行动,谋划国家实验室、国家创新中心、临床医学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在高校建设布局,进一步支持高校建设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和大成果。
提升中西部高校发展内生动力,优化高等教育战略布局
记者: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实施5年以来,中西部高校与东部高校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在实践中,中西部高校还面临很多困难,您如何看待这些困难?有何建议?
杜玉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中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关键在人才。中西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主要依靠中西部本地高校,必须把中西部高校发展放到国家高等教育的战略布局中予以重点考虑。我建议,一是规范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国家层面出台意见,进一步引导高校在人才竞争中突出国际视野,突出“高精尖缺”的导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人才支持计划应当进一步加大向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西部、东北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倾斜的力度。二是加大东部高校对口支援中西部高校力度,更多安排东部高校一流师资、一流学科平台、一流教育资源与西部高校实现共享,真委派专家、真拿出技术、真提供平台,确保取得实效。三是优化中西部地区高水平大学建设布局,在部省合建中西部高校的基础上,站在优化国家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把对中西部高校的支持和资源倾斜落到实处。
把地方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依靠力量,为地方高校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记者: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地方高校扮演怎样的角色?发展情况如何?
杜玉波:目前,地方高校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比例超过95%。不管在规模还是发挥的作用上,地方高校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支撑。但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长和各方面资源条件限制的影响,地方高校发展普遍面临一些困难,影响了地方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的充分发挥。
记者:如何破解这些发展中的难题?
杜玉波: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大背景下,各地应该把支持地方高校发展摆到增强当前和未来区域发展动力的高度上,帮助解决难题、克服瓶颈,加快提高水平。一是加快落实“放管服”,建议各地尽快提出“放管服”的实施细则,同时加强科学监管、优化服务,让“管”和“服”两个轮子都转起来,帮助高校把办学效益更好地发挥出来。二是加大对地方高校的经费支持力度,结合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参照中央高校生均拨款系数,实施地方公办普通高校生均财政拨款基准定额,探索建立以绩效评价为基础的学科专业建设长期支持机制,建立地方公办高校稳定的经费拨款制度。三是加速推动地方高校产教融合发展,以产教融合为导向,引导地方高校更主动对接产业需求,加快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院校转型,真正做到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联动,同时将一些“点”上的经验模式化、制度化并做好推广。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释放高校发展活力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放管服”改革摆在重要位置着力推进,为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政策遵循。改革推进情况如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杜玉波: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改革的空白点、盲点、堵点。陈宝生同志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减法”要继续、“加法”要创新、“乘法”要加快。我认为,要真正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一是把该放的真正放到位。针对高校反映比较多的编制、岗位管理、进人用人、职称评审、基建审批等“老大难”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对准问题,瞄准需求,消除“堵点”。二是把该管的真正管起来。改革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用好信息公开等社会监督手段,探索建立高校依法自定规则、政府监管落实、违规者退出的新机制。三是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简化优化服务流程,建立基于数据分析的监测机制、科学的监督抽查制度和教育基本质量监测体系,让高校教学科研人员从过多过苛的要求、僵硬的考核、烦琐的表格中解放出来,为高校办学、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